朱朝东（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2019年7月19日，星期日。今天，我、牛泽清、吴清涛、徐婷婷我们一行四人从格尔木市出发，计划住在沱沱河。野外工作，赶早不赶晚。凌晨5：30，牛泽清开始挨个敲门，催促大家尽早起床。听到吴清涛说，天还不够亮，行车不太安全。还好，天越走越亮。路边的景观和湟源到格尔木之间大不相同，山上很少见到绿色，但天空越来越蓝，风景越来越美。

即将抵达南山口检查站

九点二十多赶到西大滩作30分钟；到西大滩五珠峰馆店吃完早饭。清涛遇到熟悉路况的老乡，建议直接翻过唐古拉山口，直奔当雄（4500米），以避免高反。我们约十点余往昆仑山方向，计划赶天黑（晚八点前）赶到当雄。但计划不如变化。尤其是赶上修路，单边放行；大车出乎意料地多。我们顺利走便道三次。但第四次遇上一辆同行的吉普车陷在小沟里。这辆汉兰达车子性能不错，但过小沟的时候，收了收油门，导致车子冲劲不足，没能顺利过沟。我们没带牵引绳，只能帮助找石头、挖土或推车。我则走到前面看是否上主路。所幸还算顺利，往唐古拉口赶。就此同车四人均已不同程度高反，尽量在车里坐着。

排队等候单向放行的大车

在高原超车，基本要看驾驶员的经验、体能、安全意识和车的性能。从西大滩（4000米），经唐古拉山口（5220米）到安多，搓板路比较多。吴清涛既要克服越来越严重的高反，还要不断油离配合，尽量避免较大的簸动。我本来预想这一段能够替他一下，但没有能够做到。黑夜三个多小时的驾车，更是对他身体和精神的考验。终于我们在22:30抵达安多（4700米），并住了下来。20日全天，我严重高反。早晨喝了一点稀饭，全程犹如重感冒，上车就迷迷瞪瞪。倒是牛泽清和初上高原的徐婷婷情况尚好。随着到拉萨海拔逐步下降，感觉自己头疼的程度逐步下降。等到了拉萨，我就基本恢复，晚上也睡了一个好觉。

1997年首次入藏，几乎毫无反应。现在几次上高原，以这次高反最为严重。不过沿路走来，重返昔日工作过的西大滩等，对台地爬升、景观区系变化、西部开发，有了更深的认识。我2007年带队考察西大滩，12年后又短暂再访西大滩。我也能够在排队过车的等待过程中，开始梳理这个样点在我学术成长过程中重要作用。

高反情况下救援汉兰达

1997年，我和吴岷师兄坐卧铺车，从格尔木赴西藏采集，傍晚曾经在这里休息。后来才体会到，夜里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口，第二天直达拉萨，真是抗高反的明智之举。2001年，我参加雷富民、杨奇森等组织的西藏考察，曾经在野牛沟口，三岔河特大桥底下，扫网捕虫。2007年，我带队定点考察纳赤台-野牛沟-西大滩一线。这个地方，已经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并对我的科研思路、学术成长，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正是有了西大滩定点考察，我对监测、生态学研究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才有了江西油茶传粉蜂定点、北京昌平王家园果园昆虫监测和近年来江西新岗山物种互作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尤为重要的是，我实验室在重视昆虫系统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同时，一直坚持野外考察工作。来自书本和文献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很重要，但来自大自然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更为新鲜。

2006年1月，我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留学归来；5月，我建立了独立的课题组。2007年，我们研究所从中关村整体搬迁到奥运村。我课题组获分配一间20平米左右办公室。我、张彦周和陈小琳去大钟寺，定制了一套电脑桌。2007年在这间屋子办公的我、张彦周（副研究员）、陈小琳（副研究员）、罗阿蓉（助理研究员）和杨雪美（财务助理）基本没有换过位置。后续我的国际科研合作逐渐增多。澳大利亚西澳大学Raphael Didham教授到访，也只能和我一样有一个卡位。德国的多个教授来访，总要和我在卡位里合个影，以回去和他们的博士后或研究生交流一下。实际上，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随时可以交流想法。另外，我隔壁就是连接主楼和标本馆的玻璃连廊，连廊外就是银杏林，非常适合来访交流。

高反状态持续驾车17小时的吴清涛

我当时正在努力推动DNA分类学的工作，没有自己的实验室，非常不方便。我首先向所里打报告，申请了一间实验室。然后，我想杨奇森研究员提到我的难处。当时他科研经费也不是特别充足，但二话不说，立即和科技处商量，借给了我十几万元经费，用于后续购买设备（包括分子测序必备的PCR仪器等仪器）。我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罗阿蓉同学（2006级硕士生，现为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已经积累了一些文献知识，计划专攻分子系统学理论和方法。她即将从玉泉路回来，我就安排她购买仪器并规划实验室。这个当时设计的简约实验室，直到今天，基本只是替换了一两台PCR仪，一直在高效运行中。

光有步枪，没有子弹还不行。当时我们非常缺乏DNA分类学必须的新鲜材料。恰巧，动物研究所组织自主经费项目，鼓励不同研究组之间的合作。我当时还是副研究员，带领了一个课题组。经费极其缺乏，经常为了发工资的事情，和同事借用经费。所里多数都是研究员和研究员之间合作，申请重点部署项目（100万）。我找杨奇森商量，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一起申请一个培育项目（40万）。我们说干就干，就围绕青藏铁路生物多样性监测设计了一个题目：奇森做小型兽类，我做访花昆虫和小蜂。

美丽玉珠峰

我们在任务计划书中设计了从青海开始，按照海拔梯度，逐步往西藏采集访花昆虫和小蜂，研究青藏铁路的生态学效应。主要的采样方法是黄色诱集盘，顺带试验马来氏网在高海拔地区的应用。我们已经在国内部分地方开始少量使用马来氏网，基本7-10天收一次样品。高原灌丛一般都有刺，草丛则比较低矮，扫网很难开展。黄色诱集盘比较实用，比较利于水源充足取样点的采集，但洗涤灵稀溶液的使用，也会加速DNA的降解。马来氏网收集瓶中放了酒精，利于保存DNA，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但高原上最大的问题是难以找到树木，用于支撑网体。出发之前，我们考虑使用铁杆。高原上风力比较大，没有自然树木缓解风力，网子很容易被破坏。后续吴清涛、曹焕喜等在高原面，没有足够树木支架的情况下，都尝试了马来氏网。总体而言，有足够项目经费的条件上，高原开展马来氏网最为有效，需要铁架子。

张彦周博士首先带着北京林业大学合作培养的研究生黄海荣和河南农业大学的本科实习生，坐火车抵达西宁，并在都兰和格尔木进行高原适应和标本采集。我5月刚获得驾照，就接手杨奇森组的北京吉普2020SA，和山西农业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周洪宇从北京直接开往青海西大滩。毕竟是当时新司机，确实胆子够大，也比较兴奋。经常被后面的小车喇叭或大灯催促，还不知道为什么。一路向西，总感觉每小时90公里，总是不能按照每天的计划开到地点。我一个人开车，尽量6点左右开车，下午日落之前赶到一个点。后来才知道，杨奇森组的老司机梁孟元，听说我要开车去西藏，就在检修的时候把仪表调整到高于正常时速的20公里。也就是说，我把油门踩到底，仪表盘显示的是90公里每小时，实际上才70公里每小时。这和我们用每天的路程除以小时数估计出来的差不多。我们在西大滩工作的时候，遇到过老梁师傅，他也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我回到北京才谈起来原因。因此，我非常感谢梁孟元师傅，从安全的角度，为我这个新司机做了关键保障。

在西宁接上了后续坐火车抵达的丁亮，经格尔木向南抵达西大滩。考虑到经费原因，先期抵达的张彦周等选择了一个青海回民小伙子开的食宿店。这里离加油站和青藏铁路的玉珠峰站都很近。我们每人配发了一个睡袋，都住在一个大通铺上。食宿店海拔平均4100米左右。我们由于开车逐步爬升，也基本适应了缺氧的情况。抵达时，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多。阳光照射下，玉珠峰上冰川和绿草相映成辉。我们打听到彦周和同学们正在铁道边采样。我们开车过去，看到彦周嘴唇发紫，扶着铁锹在休息。而戚恒同学精力旺盛，一个人还在往玉珠峰底下攀登。按照计划书，后续我们应该还将继续前行，翻过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工作。我们商议后，还是让彦周尽快搭火车回北京。课题组事物也需要有个工作人员在所里盯着。

这项工作，是我第一次涉及生态学工作。我们前期在北京和杨奇森研究员、肖治术副研究员和李星海副研究员做过多次讨论。以青藏铁道为基线，我们首先每100米为梯度，设置一排黄色诱集盘（5-10个）。到了现场，我们很快就发现铁路（4100米）到冰川（约4600米）之间生境同质性比较高，100米距离梯度很难发现类群差异。我开车带着戚恒，接近玉珠峰二号冰川，观察植物的差异。远处观察冰川，坡度比较缓和。但真正开车往上，就发现坡度越来越大。赶紧让戚恒下车，自己缓慢前行，才找到一个合适掉头的地方。这里是比较典型的高寒草原，动物以鼠兔为主，偶见狐狸。经过长期演变，冰川和周边形成了一个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而铁道则是一个人为干扰源。经过讨论，我们决定修改方案，以每100米海拔为梯度。显然，采样工作量大大提升：基本每天早晨吃碗羊肉烩面出去，下午4点左右才能收完样品回来。通过降低采样频率，每隔3天采集一次，我们还可以到其它的点进行考察。

食宿店和玉珠峰之间的点（玉珠峰样地）做熟悉后，我们开始对纳赤台和西大滩之间的区域（小南川样地）进行考察。小南川样地和玉珠峰样地差别非常大：比较干旱，非常炎热，沙蜥很多。这个区段沿109国道的山边有些盛开黄花的天线莲，有较多的访花昆虫。但大部分的区域只有贴地生长的植物，很难网扫。我们上午放黄色诱集盘，其中放入洗涤灵稀释液。一般到中午前后，盘里就需要补水。沙蜥经常跑到盘里喝水。更有甚者，有些沙蜥可能喝得太多了，直接就躺在盘里。戚恒等同学速度比较快，也用扫网捕捉沙蜥。丁亮对蝴蝶生物学非常了解，很快就在荨麻上发现了蛱蝶的卵。据他讲：一些爱好者可以从卵饲养出蝴蝶成虫。

   　      

小南川样地附近取水很不方便。我们需要开车到野牛沟口。这里被瑶池来水冲刷出一道沿河的石沙混凝土墙。土墙东边是三岔河特大铁路桥，南边和109国道之间一小片平地，生长着蓝花棘豆。我注意到土墙上的小石块上有些椭圆形的球体，显然不是雨水冲刷出来的。赶紧把丁亮喊过去观察，并打开了一两个，才发现其中有昆虫的幼虫。仔细搜寻，土墙上有几十个这样的球体。打开4-5个巢穴，发现了幼虫、蛹和几头成虫。判断这是一个沙漠石峰的蜂巢区。后续几天就围绕这片巢区开展工作，陆续发现巢穴中除了沙漠石蜂，还有一些甲虫、蝇类等成虫。周边也有一些蜾蠃的巢穴。后面还请丁亮带着吴清涛、曹焕喜再次到这里继续研究这个蜂类巢穴。有趣的是，我们仔细研究了土墙，发现这些巢穴集中在土墙阳面中间一段，阳面东侧和阴面都没有。我们当时分析可能有阳光、雨水等一些因素。丁亮把每个巢穴都用红色油漆都标示上，以便后续进一步跟踪采集数据。

本来想抽空进入野牛沟考察。但适逢雨水较大，王母桥被瑶池来水冲断。河边有更多类似土墙的区域，但我们没有能够发现新的蜂类巢穴，却发现有一辆皮卡陷在河里。这辆皮卡是来自西宁的一个考察小组，刚从野牛沟里面结束工作回来。我们已经有过救援的经验，直接用绳子把皮卡拉出来。2020SA毕竟用于野外工作10余年，耗油量非常大，很多零件也都有问题。每一次救援，这辆车就会有些故障，影响工作。好在该车的部件在格尔木就能更换。这次救援后，到格尔木修车。回程路上，在南山口和纳赤台之间，碰上不多见的暴雨。雨刷器很快就坏了。对面开过来的卡车，基本都是开大灯行车。开始还能顺着照过来的大灯，慢慢前行。但道路狭窄，合适会车的地方也不多。便在道旁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休息，看有没有大车从我们后面过来，我们可以跟着尾灯走。终于晚上9点左右，来了一辆大车，我们就一直跟着，戚恒也瞪大眼睛看路。过了纳赤台，雨也小了，道路也比较顺畅。我们9：30左右回到食宿店。大家都等得非常焦急，怕我们路上出事。完成此次采样任务在回北京的路上，在内蒙东胜，由于发电机故障，没有大灯，我开车撞到路上的煤堆上，直接冲到了路边的沙堆上。坐在前排的戚恒脑袋撞出了一个包。好在车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刹车来得及，我们才没有冲到马路另外一边，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勉强倒车出了沙地，也只能1档开到达拉特旗休整、修车。后面到了东花园，电池故障，启动不了，我们只好临时下路，进行补电。到了生物物理所西侧的路口，居然离合器居然坏了。只好让学生们下车推着车，一档卡着开到所里。后面这台吉普车，每周至少1次到王家园果园工作，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实在开不动了，2008年退役，我才换了一台三手五十铃吉普车。

三岔河特大桥底下，有一片柽柳。2001年，我从西藏考察归来，曾经临时从这里下了吉普车。109国道和柽柳林之间两条路可以抵达。我在车里看到路边有个豁口，估计能够跳下去，直接到柽柳那采集小蜂。就和刘大军商量，让我在这里下车，并请他们在下一个路口（大约2公里）等我。我兴冲冲跳下豁口，才发现豁口底部到柽柳之间居然还有7-8米。估计跳下去肯定得出问题，就准备爬上豁口。抬头一看，这也得3-5米，根本爬不上去。拿出手机打电话，居然没有信号。远远看到两辆车就在前面等我，真是叫天天不应！没办法，只好用手抠挖出几个蹬脚的地方，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到国道上，走到接应点。一阵折腾，满是泥土。杨奇森送我外号“土行孙”，还好没有传播开来。2007年柽柳林网扫收获了一些蜂类，但季节并不特别合适。但是，围绕柽柳豁口，我们在109国道的另外一边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冲击沟。把吉普车开进沟里，就发现这里和黄土高原差别不大。泥坡上有些阔叶的草本：它们是食物极度匮乏的潜叶类昆虫的最爱。

野牛沟口

完成了玉珠峰样地和小南川样地工作后，我继续开车带丁亮等翻过昆仑山口，到五道梁短时间采集，收获绢蝶和牛头一个。牛头带到研究所，才发现开始出一些蝇类和小蜂，算是意外的收获。准备收工返程之际，丁亮说他发现二号冰川下面的悬崖边有个鹰巢，希望去那里看看，拍摄一些照片。我同意了，并开车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在悬崖下的沟里流水处，我们发现一批熊蜂在集体饮水。高原气温低，动物飞行速度也很慢。不用网子，也能手擒几只熊蜂。在这里偶遇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们。看到有个同学带着捕虫网，我问他们采集什么昆虫。这才知道他们是登山队的，来这里训练。其中赵延会同学跟着徐环李做本科实习，研究蜜蜂。当时，我的研究生名额很少，计划和首都师范大学图立红教授合招延会。就这样，我在4400米的海拔处，又收了一个好学生。他在硕士研究生期间，阅读了大量关于蜂类传粉的文献，学习了一定的分类知识，为后续攻读博士学位，进一步走上科研岗位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西王母旧桥（从新桥拍摄）

    “黄土”高原

在食宿店（4160米）到4400米处，植物种类不多。经过几十天的定点采集和观察，我判断4400米到冰川舌部应该不会有太多植物，昆虫种类应该不会有什么新奇之处。我在沟里观察熊蜂，丁亮和学生们上到悬崖上。我想想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就也上到坡上。这才发现了临回北京前的最后一个收获：坡上成片的开花植物，主要两个物种。这两种植物在4400米以下也有，但分布比较稀疏。这些植物的蜜腺都比较大，应该能够吸引较多昆虫。由于当日时间已晚，我们决定第二天再早点到坡上，看看有哪些昆虫到访。

高原上气温较低，太阳出来后，也需要有段时间，才能见到昆虫活动。我们9点半左右直奔坡上。这才发现太阳出来之前，花部都被包在一个冰球中。好奇心驱动之下，我趴在地上，迎着阳光仔细观察冰球，有了更为奇妙的发现。冰球中居然有细蜂、小蜂等。随着温度的升高，冰球融化，花部展开，蜂类依然栖息在蜜腺上。但可以看到它们逐渐在活动。下面的采集活动就和一般的网扫、色盘诱集完全不同：我和同学们都匍匐前进到冰川舌部4610米，把花部和昆虫一起掐下，放在冻存管中存放。丁亮记录了我戴着草帽，在这个位置站起来休息的照片。我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我在动物研究所研究组的首页上，时刻提醒我野外工作的重要性。我联想文献中看到加拿大传粉科学家在北极的工作，回到北京就给他写了一封邮件。这位科学家鼓励我们把这个现象报道出来。后来，我的团队得到了一个生存期间非常重要的资助，力量大都用于开展小蜂和生物防治工作。这件事，我一直在思考，但历时12年，我没有再投入时间持续研究这个题目。

用于标示巢穴位置的红漆

我们2007年采样工作历时50余天，有了很多收获，对我个人和团队后续成长，有非常深刻的影响。12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再次到访，周边已经和沿途看到的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速公路已经修建到格尔木；那曲到拉萨的高速公路可能很快也要通车；西大滩已经完全重建，原来入住的食宿店已经不见踪影；昆仑矿泉水建了一片水厂，原来铁路南侧的样地已经无法前往；野牛沟口已经开始建设宾馆；原来很小的庙已经扩建；野牛沟口通往瑶池的道路已经全程铺上柏油路，值得后续关注；三岔河特大桥下面的一片柽柳已经完全被水流冲刷消失。但是，土墙上，12年前用于标注巢穴的红色油漆痕迹犹在。

西大滩工作经历时常提醒我：野外工作安全至上；科研工作要亲历亲为；重要的发现，需要坚持长期投入时间，持续研究；野外考察可以培育团队新成员，也会为团队发现新科学问题。